（一）
我于1935年12月生于南京。不久，抗日战争爆发，随家避难到了四川，在雄奇与秀丽兼而稍之的巴山蜀水之间度过了我的童年时代。直到抗战胜利，我才回到故乡。在上海读完初中，并且迎来了新中国的涎生。那年，我13岁。
1952年，我从上海肇光中学毕业。高中毕业后报考什么专业呢？从小学开始，我的语文成绩一直较好，何况我还常常给报纸写点通讯，因此，我想报考文科，老师和好朋友也鼓励我“走文学的道路”。但是这个意见遭到父亲的反对，他希望我考工科。我犯难了。正在这个时候，我的一位原中央大学艺术系毕业的姑姑来到我家，她说“中大”的建筑系很有名，建筑学属工科又和文艺有关，对我很合适。这个“折中”的意见很快为各方面所接受。这样，我就在1952年秋天，踏进了南京工学院（原中央大学）那带有西洋古典气息的校园，成了建筑系的一名学生。
很明显，这不是一个必然的选择，可以说，我是浑浑噩噩地闯进了建筑艺术殿堂的。由于对建筑毫无了解，又没有美术基础，因此第一学期我的素描和设计成绩常常得三分。比起班上几位早就受过建筑熏陶的同学来，差距很明显。当他们把画好的水彩画或渲染图放在窗台上供同学们欣赏时，既引起了我的叹羡，更激起了我赶上去的决心。我暗地里向他们学习，更注意聆听杨廷宝、童宵、刘光华以及李剑晨等一些老先生的课程。每逢寒暑假回到上海，我不是去外面写生就是把自己关在家里作画。盛夏，上海的亭子间是燠热的，但沉浸在线条和色彩中的我，却似乎忘了这一切，为此，曾多次受到祖母充满慈爱之情的责备。每当假期结束，小小亭子间的四壁也贴满了大幅小幅的水彩和素描。就这样，成绩慢慢追了上来。在这场始于好胜心的学习竞赛中，不仅使我在学习的后两年获得了两枚优秀生奖章，更主要的是，我终于迷上了建筑。
（二）
1956年8月，大学毕业了，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土建研究所。旋因机构合并，又通知我到中国建筑科学院筹备处报到。这是由国家建委筹建的一个新单位，科技人员不多而且大部分是毕业不久的年轻人。正当我们摸索着进行工作的时候，就开始了反右运动，由于“表现不好”，运动后期，我和一批同志被下放到广东江门糖厂工地，并被要求“长期扎根”。
比起当时有些被打成右派的同志来，下放，当然算不了什么打击，但对一个刚刚走上社会，并想在专业上有所发挥的年轻人来说，也不可能像要求的那样“愉快安心”。生活条件的变化，身体不好的困难都可以适应克服，而脱离心爱的专业所产生的失落感却经常困扰自己。当然，生活还算是公平的，过去从未接触过的美丽的南国风光多少也驱散了一些心中的阴霾。在这段时间，面对婉约清丽的西江山水，我画了不少水彩画。八个月过去了，突然宣布我们回北京工作，我带着可以重上战场的欣喜，夹杂着在工地上被批判为“右派边缘”的沉重而复杂的心情，离开了江门。这时已是1958年8月。
（三）
回到北京，一股大建设的热潮扑面而来，首都国庆工程建设开始了，紧张而热烈的气氛使我心中的不快一扫而光，全身心地投入了工作。由于机构变化，原有的机构撤销，此时，我作为建筑工程部建筑科学研究院工民建研究室的一员，先后参加了国家歌剧院、国家体育场以及人民大会堂的方案设计工作。其中歌剧院及体育场只作了一轮方案即告下马，工程未能落实。但结合国家体育场视线设计问题，曾进行了一些研究工作，并与姬星洲、蔡体方、谢光昭同志合作写成《大型运动场视觉质量问题的研究》一文，在建筑学报发表。
至于人民大会堂，由北京市建筑设计院承担设计。建研院、清华大学、北京工业建筑设计院三单位主要是在设计过程中，根据中央领导同志以及各方面的意见提供建议性方案。在建研院，由王华彬总工程师负责，具体由我参加。工程建成后，我参加验收委员会工作，为建筑组秘书，组长为汪之力、杨廷宝、张馎三位先生。
北京国庆工程建设高潮尚未过去，建研院又在全国各地接受了一些任务。1959年，我们承担了山东工业展览馆的设计任务，建筑面积2万m2，我被指定为工程主持人。此工程由华东工业建筑设计院配合作施工图，但施工图完成后，正值全国基建调整，半途下马。
1960年3月，铁道部和中国铁道学会举办了南京长江大桥桥头建筑全国设计竞赛。经过评选，在全国17个单位所提的58个方案中选出了三个方案，其中包括我作的方案。经过在北京公开征求意见和再一轮评选，最后由中央领导同志审定，由南京工学院的一个方案与我所作的方案进行综合，1960年9月，我代表建研院与南京工学院钟训正先生等具体进行最后方案的修改和综合工作。目前的南京长江大桥桥头建筑，基本上就是按照这个方案建造的。
1960年以后，国家经济处于困难时期。大型公共建筑基本停建，但我总是抓住一切能够做方案的机会。1963年，中国建筑学会组织各设计科研单位、高等学校参加古巴吉隆滩胜利纪念碑国际竞赛，建研院抽调我和另三位同志参加，最后在我提出的方案的基础上修改定稿，代表建研院参加竞赛。国内评选时，需在全国各单位提出的70余份方案中选送20份出国，评委会两次投票，我们的方案分别以票数第一、第二的成绩被选中。此方案虽在国际评选中落选，但通过此次竞赛，对国外纪念性建筑的设计理论与手法进行了一些探索研究，这对开阔视野、丰富自己的创作构思仍有一定帮助。
在这个期间，除设计工作外，也搞了一些研究工作。当时，我是国家科学发展十年规划公共建筑部分的负责人之一，1961年，建研院与北京市建筑设计院、清华大学、北京建筑工程学院联合对装配式住宅的一些课题进行研究。曾由我负责并执笔写成《装配式住宅艺术处理的探讨》一文在建筑学报发表。1962年，由建研院与铁路专业设计院主编、全国20多个单位参加编写《铁路旅客站建筑设计》一书，我是三个负责人之一。为编写此书，历时近三年，做了大量工作至1964年底完成，惜因设计革命化运动及“文革”接踵而来，未及鉴定付印。1974年，方由铁三院负责修改整理出版。
（四）
从1958年至1964年，是我设计经历中一个重要时期。虽然在建研院由于对如何处理设计与研究的关系存在争论，以致搞了很多工程却甚少落实，但是，在此期间，我不仅有机会参加多种类型的大型公共建筑方案设计，担任过一些大型科研设计项目的负责人，而且还有条件对国内外建筑理论和文献资料进行较广泛的学习和研讨。我还利用业余时间涉猎了文艺、美学、历代画论等中外文艺理论书籍。回忆起来，通过这段的实践和学习，自己的创作能力、业务素质都有明显的提高，为我的技术发展打下了比较扎实的基础。由于工作表现优异，我历次被评为建工部（现建设部）红旗青年，1961年获得中央国家机关团委表彰。
那几年，生活单纯而美好，对于工作学习充满了激情。当时对我们一些年青人来说，似乎不存在业余时间和节假日的概念，遇到设计任务紧张的时候，通宵加班是经常的、理所当然的事情。记得搞国家体育场方案，一天下午快下班的时候，王华彬总工程师告诉我，第二天要开方案讨论会，我们的方案缺少总图和鸟瞰图，要赶紧补上。当时我根本没有想这样的工作量能不能在一夜之间完成，一口答应下来，经过一个通宵，从总体布置的考虑、草稿的推敲，直到整个鸟瞰图的绘制居然完成了，当我画完最后一笔，窗外的树木和建筑物也在晨曦中展显出它们朦胧的轮廓，我的心情也和周围世界一样，宁狰而又充满活力。搞南京长江大桥桥头建筑、古巴吉隆滩纪念碑设计竞赛等任务，往往还需要连续几天通宵加班，半夜三四点钟是最困乏的时候，有时困得连画笔都捏不住掉在了地上，但只要稍稍活动一下马上又淸醒过来继续下去，直到工作完成，当然在工作中也遇到过很多闲难，而对于年轻气盛的我，困难似乎是一个磨炼甚至显示自己力量的机会，因此在一次次闲难被克服以后，增强了我对工作的向信和争取另一次拼搏机会的强烈愿望，我惊异而高兴地发现人的潜力之大。当时我曾天真地想，我才20几岁，这一辈子我将能做多少事情啊！
但是，生活比我所想的要复杂得多了。正当我扯起风帆向我所向往的建筑学的“南海”进发的时候，一场大风暴把我远远甩出了航道，我又一次离开了自己的专业，这一次不是八个月，而是整整十年。
（五）
作为这场大风暴的前奏，1964年在全国开展了设计革命化运动。在建研院，这场运动的“成果”就是撤销了与意识形态关系密切的城乡建筑研究室和历史与理论研究室。我在去兰州搞了半年多“四清”运动以后，和一部分同志调到了标准设计研究所。不久，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这时我29岁。像许多和我差不多年龄的人一样，我虔诚过，也迷惘过，在我还没有弄清究竟是怎么回事的时候，1970，年底，建工部所属的十个科研设计单位撤销了，我们和这些单位的20几位同志，由河南干校被分配到山西省临汾地区设计室。
（六）
临汾，当时是一个鲜为人知的小城市。我们刚到那里，当地的同志将这座城市诙谐地给我们作了一番描绘：“一条马路三座楼，一个警察管两头，招待所，没枕头，一日三餐啃窝头……”这当然有些言过其实，但是，由北京到临汾确实是一个不小的变化，何况在那个“左”得“可爱”的年代里，我们这批由“五七”干校出来的“处理品”的境遇也是可以想见的。不过这一切对于一个长期脱离专业急于工作的人来说，都算不了什么，而使我最感沮丧的是周围对我们工作的不理解。领导第一次接见我们的时候就问：“你们是搞设计的？会设计水渠、桥梁吗？”还有一次我去医院看病，医生边填写病历边问我：
“干什么工作的？”
“搞设计。”
“设计？什么设计?”
“建筑设计。”
医院抬头望了望我，冷冷地说：
“盖房子还要设计？”
使人沮丧的第二件事就是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没有工作。到临汾的头三年，我搞过几个小厂、仓库、营房的设计，为了争取一个小化肥厂的设计任务，我甚至买了小化肥丛书准备自己搞工艺。但这些工程都落空了，在此期间，唯一落实建成的是一个公共厕所！从某种角度说，这也是我设计生涯中的“处女作”了。
直到1974年，我终于接到临汾东风饭店的设计任务。这虽然是一个只有4500m2的普通社会旅馆，但当时对于我却已是一个极其珍贵的创作机会。在这个设计中我根据中小型旅馆的特点，在“少花钱、多办事、办好事”方面作了点文章，取得了一些效果。后来（1978年），中国建筑学会在广州召开旅馆设计经验交流会，我曾就这个工作在大会上作了介绍，会后整理成文在建筑学报发表。
由于大家的努力和临汾一些工程的建成，地区设计室的影响也慢慢在扩大。1974年以后，我主要承担地区以外的工程。先后完成了邮电部第七研究所研究楼和解放军277医院的设计任务。1975年底，临汾地区设计室又接受了太原云山饭店（当时称革命饭店）的设计任务。饭店约18000m2，地面上下共16层，是当时太原最髙的建筑物。一个地区设计室，到省城承接这样的工程，无论对单位或是对我个人，既有一定压力，也是一个考验。何况当时除北京、广州正在建设一些高层旅馆外，可资借鉴的经验也不多。因此，在设计前后，我们作了反复的调査研究，在建筑造型，以及建筑与雕塑、绘画的结合上，也作了一些尝试。这个工程建成后，获70年代全国优秀设计表扬奖。与广州矿泉别墅、东方宾馆同为三个获奖的旅馆项目之—。
1979年，通过设计竞赛，我们又接受了太原山西省人大工程设计任务。这个工程，也是我在山西工作期间所搞的最后一个工程。在画完了最后一张图的第三天，也是人党申请刚被批准不久，我怀着复杂的心情告别了生活和工作十年的临汾。
（七）
人说往事如烟，而我在山西十年中所走的每一步，却如刀劈斧砍般的清晰深刻。刚到临汾，我立即意识到在我面前摆着两条路，一条是丢开业务上的抱负，安下心来在这个小城市工作下去；另一条，则是凭借自己的努力，闯出一条路来，继续向技术上的高峰攀登。但是，结合当时现实，后一条道路是如何的缥渺虚空啊！正如我和临汾美术界的朋友常谈起的：搞文艺的人可以扎根基层积累生活，利用纸笔画布照样可以创作出一流的艺术作品，而搞建筑，如果没有一定的经济基础，没有及时的信息传递，特别是没有业主和周围的理解支持，要想在创作上搞出点名堂来实在是谈何容易！你总不能在公共厕所或站台仓库中“创造”什么空间和意境吧。另外，我心里很明白，和当时建工部下放的很多同志不同，在建筑界，我不过是一个无名小卒，我不能指望政策的照顾或领导的援手调回北京，改变自己的环境——这在1973年一部分同志陆续调回北京后就更加明确了，我必须首先靠自己。我想：人生犹如一场长距离赛跑，有的人始终跑里圈，顺利而从容；有的人跑外圈，，在拥挤的人群中磕磕碰碰艰难地前进；而有的人则由于种种原因被甩出了竞赛的圈子甚至倒地不起。我“出身不好’’而又“顽强地表现自己”，以致在两次政治运动中都被“甩”了出来。但是，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候，我还是相信中国终究是需要建筑的，我在业务上有一定实力，总有能够发挥作用的一天。在人生的竞赛中，我决不自认失败，我相信我能“闯”出来。因此，这十年，尽管临汾僻处一隅，学习条件十分不好，但我却反而利用这个“世外桃源”，终日神游于这狭小而又广阔的创作世界之中，早晨和我爱人谈的第一句话常常就是夜里想到的设计中的某一个具体问题，以至她曾开玩笑地说:你不必娶老婆，只要找一个能替你烧饭又能跟你讨论设计问题的徒弟就行了。事实上，年迈的在上海的父母亲帮我们解除了照顾孩子的后顾之忧，简单的生活，使我们能将主要精力集中到工作上来。在太原云山饭店搞现场设计时，我给自己定下了一条规定，每晚十二时以前决不停笔，星期日也不休息。所以今天回忆起来，可以说，在山西10年，我没有白白浪费时间，随着一个个工程的建成，我的业务锻炼更为全面，我也逐渐为人所了解了。
写到这里，我不禁又一次地想起了在山西一起工作的同志。我不仅想到当时在临汾设计室工作的陶逸钟、严星华、叶湘菡等同志给我的帮助和关心，而且想起了太原、临汾的建筑界和美术界的很多同志以及省市主要领导。当时，我没有名气，也没有官衔，更谈不上对他们有什么好处，但是，他们一旦了解我以后，给了我多方面的支持。他们并不因为我们是“外来户”或者是“山沟沟”（指临汾）来的而歧视排外，而总是多方面支持鼓励，为我排除干扰、创造条件，甚至我最后能够调出山西，还是得力于当时山西省委书记武光汤同志和省政府、省人大几位领导同志的帮助……这十年使我深深体会到，一个良好社会环境对一个人，特别是一个身处逆境的人的成长和发展是多么重要啊！
虽然有上面这些条件，但考虑种种原因，我还适要求调离山西。经过长期的努力——其曲折过程完全可以写一篇报告文学一一到1980年才开始朽所松动。那时北京、天津、杭州等城市的好几个单位来函来人商调，我有过犹豫。我可以回北京原单位，建工部设计局王挺局长也再三要我去他那里工作，但也许是“文革”的“阴影”太深了，也许是切盼有一个安定的工作环境，在反复考虑了一年之后，决定去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杭州。就这样，1981年3月，我调到了杭州市建筑设计院。
（八）
来到杭州市建筑设计院做的第一个工程就是杭州百货大楼。实际上，1980年秋，在我调来杭州以前，市院就“借”我来杭州参加杭州百货大楼方案竞赛，结果，以我为主的方案获一等奖，因此，到院后很快接上了任务。并且在大家的努力下，以较快的速度完成了扩初设计和施工图设计。可惜在即将施工的时候，由于规模突然改变，700多张施工图成了废纸，这是一件十分遗憾的事情。
有遗憾，也有机遇，由于对外开放和旅游事业的发展，1982年前后，杭州开始与外商谈判合资建造旅游宾馆，第一批项目有两个，即与曰商合资的友好饭店和与港商合资的黄龙饭店。
友好饭店规模为210间客户，建筑面积约17000m2。开始由中日双方各出方案，日方在看了我们的方案后表示愿意委托我院设计。而黄龙饭店的情况则复杂得多，这个饭店是杭州最大的旅游旅馆，共有客户570间，建筑面积43000m2。最初由美商投资并由美国著名建筑师贝克特设计。我们在看了美国及我国香港建筑师的方案后，总感到方案对环境考虑不够，因此“毛遂自荐”要求参加设计方案比选。经过一番曲折，也听了各种嘲讽，这个要求在市领导的支持下终于被接受了。我和设计组的同志都意识到，这不是一般的设计竞赛，而是一场技术和意志的挑战，大家团结协作、全力以赴，经过几十个方案的分析比较，最后拿出三个方案参加评选。1984年8月，经国家旅游总局组织在京专家评议，并经省市领导审定，决定采用我院第一方案，并商定由我院承担建筑、结构设计，香港建筑师承担室内设计。黄龙饭店于1987年建成，中国建筑学会专门为此召开了创作座谈会，1990年获国家优秀设计铜奖及中国建筑学会创作奖。
（九）
就在黄龙饭店和友好饭店进行扩初和施工图设计的过程中，杭州市建筑设计院的机构发生了变化，1984年底，我担任杭州市建筑设计院院长兼总建筑师，由于行政工作相当繁杂，在此后的七八年中，已不可能把主要精力放在设计工作上，只能采取集中时间、短期突击的方法，作了几个项目的设计。
为了锻炼队伍、扩大院的业务范围和影响，同时也为了摆脱杭州工作极不顺利的局面，我想向海外市场开拓，不久有了一次机会。1985年底，由我国援建的加纳国家剧场进行全国设计招标，当时我正出差上海，听到这个消息时，离报名截止时期只有两天，我立即给经贸部有关领导发了急电要求参加，结果我们参加投标并中了标。虽然以后的设计过程有一番曲折，但方案终于取得了突破性进展。1992年剧院建成后，国内外均有较好评价，它也可以说是我的创作生涯中一件有意义的作品。
继加纳国家剧院以后，杭州市院连续承接了几个援外项目，我也和几位同志合作，在1989年参加了马里会议大厦的设计邀请招标，结果中标承担项目设计，工程于1994年建成。
加纳、马里这两个项目的建成，院里很多同志出了力，由于是在国外施工，图纸要求细致，一个万余平方米的工程施工图纸近千张。应该说，能够在所要求的短时间内完成这样大的工作量完全是大家拼出来的。特别是很多同志去国外现场配合，条件艰苦，担子沉重，有的同志一去两三年，回来时憔悴得脱了形，看到这些，深深感受到了做好一个工程离不开很多人的努力，敬业精神和团队精神永远是做好工作一包括搞好创作所必需的。
在1981年至1991年这段时间内，我所承担的为数不多的项目——包括“黄龙”、“友好”以及马里、加纳工程在内，毫无例外，都是通过设计招标或设计竞赛获得的，这对我无疑是一个锻炼，但一个颇值得玩味的现象是，就在与境外著名建筑师或与国内一些主要设计单位竞标并全部中标的同时，我所参加的省、市内几个工程的投标或议标，却毫无例外地落选了。其中特别是1990年参加河姆渡遗址博物馆方案招标而未能中标，令人意外。为了做好方案，我们在余姚现场工作了十天，在反复体验并阅读大fl资料后，逐步形成方案的构思，应该说，这是一件有内涵、有品位的作品，但最后却无法实现，这是一个很大的遗憾一不止是我个人的遗憾。
在此期间，我还参与了北京、山西、内蒙等地一些工程的方案设计工作。1991年，我参加建设部专家组赴包头考察，当地领导邀请我们为该市阿尔丁广场作规划，并要求我们对内蒙建筑风格作一些探索。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我们花了三天时间作了几个规划方案，并勾画了几个工程的构思草图，经评议，决定按我提出的方案继续深人。后来，杭州市院与包头市规划局合作提出了阿尔丁广场规划方案，建设部规划司参与了该方案的审定。但我们包头两个工程所作的方案以及此前为北京、山西工程所作的方案却因投资等问题未能落实，甚为遗憾。
从1981年调来杭州的前十年中，由于各种原因，我作的设计不多，建成的更少，但和过去所做的设计比较，我觉得我在建筑创作上已逐渐进人一个较为自由的阶段，作品中的“自己”逐渐凸显出来，黄龙饭店、加纳国家剧院、河姆渡遗址博物馆方案等，风格完全不同，但都是我对这些项目作出的自己的诠释，“黄龙”、“加纳”、“马里”先后获得了各种奖，尽管评奖有时并不一定能体现作品的真正价值，但总的说来，也可看作是社会对自己的探索的一种认可吧。除了设计工作外，这些年，我参加了国内外一些重要的学术会议，并多次发表论文，同时我也担任了一些国际设计竞赛的评委，1989年、1993年出席国际建协16、18次大会和17次代表会议。参加这些活动，对我都是一种有益的经历。
虽然工作做得不多，有关方面还是给了我不少荣誉，1990年，人事部授予我“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专家”称号，1991年获国务院特殊律贴，1992年获杭州市科技重奖。
（十）
1984年至1991年，在担任院长工作期间，我的主要精力放在院的行政领导工作上，尽管从事行政工作不是我的愿望，但领受着全院同志的重托，我必须尽心尽力地把院里的工作搞好。针对当时的形势和环境，我们提出了一个口号：“立足杭州，面向全国，创造条件打人国际市场，力争在短期内跨人全国一流设计院的行列”。对于当时的杭州市院提出这个目标，似乎有点脱离实际，但我坚持认为：要搞好一个单位，首先需有一个高定位。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我们还提出了“稳定产值，重点抓质量，围绕院风、院纪、院容的整顿，大力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的工作方针。经过全院同志几年的努力，杭州市建筑设计院的面貌有了明显的变化|全院的凝聚力加强了，内部管理工作逐步走上正轨，1986年，我院被建设部列为全国全面质量管理八个试点单位之一，1988年在华东地区第一个通过全面质量管理验收。与此同时，院业务范围也有进一步拓展，我们不仅在全国八个省市承接了一些当地的重要工程，而且在三个国家承接了四个援外项目，不少项目获了奖，通过工程的锻炼和一批同志出国考察，队伍的素质有很大提杭州市建筑设计院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设计院，逐渐为同行所知了。
院的工作能能够有起色，靠的是全院同志的共同努力，但我深切感受到的是领导班子所起的作用。姚边华、叶湘菡、刘卫、陈忠麟等同志在工作上给了我极大的支持。尽管我们在工作中也柯不同#法，但却绝不存在很多单位存在的人际关系等矛盾这样，我们就能够在没有内耗的情况下，按照一个目标进行工作，并能应付社会上各种思潮和事件的冲击。1984年担任院长初期，我们所面临的困境是一般人很难体会的，1985年及1987年设计领域中两次到起“向钱看”的歪风，对设计单位的冲击也相当强劲，但大家认识一致，同舟共济，硬是撑了下来，并且逐渐打开了工作局面。回想起这些，对于那些和我合作共事的同志，至今仍然满怀感激之情。
当然，在中国，一个人或者一个单位要把工作搞上去，除了本单位这个小环境以外，理顺社会这个大环境的关系是至关重要的。应该说，在经历了一段困难时期以后，杭州市院的工作逐渐得到了周围的理解和支持。其中特别是当时建设部设计局先后两任局长龚德顺、张钦楠先生，建设部、中国建筑学会以及杭州市的有关领导和同志，对于杭州市院以及我个人的工作，给予了很多具体的、有力的帮助，如果没有他们的支持和帮助，杭州市院要在短短的几年内开拓出那样的局面是不可想象的。
随着院的工作逐步走向正轨，摆脱行政工作、集中精力搞设计的愿望也逐渐强烈起来，经过多次要求，1991年，领导上终于同意我辞去院长职务。
（十一）
对于我不愿做“官”，历来有些议论，褒贬不一。其实，这个问题对我来说，十分简单明了。从青年时代起，我就认定建筑创作是我终身的事业，一项融于思想、化人血液的事业，历次运动后的下放或调动，都不能浇灭我从事建筑创作的希望之火。改革开放后有了那么好的条件，我怎么能轻易地脱离专业呢？
这里，也涉及一个人人生道路的选择问題，从1979年到1987年，我有过几次脱离设计单位，从政当“官”的“机会”，但都给我婉辞了。事后，有的朋友以我未能抓住机遇而为我感到惋惜，但我却从未有过丝毫的后悔或遗憾。一个人最适宜做什么，应该做什么，自己最清楚。也许我并不缺乏行政工作能力，但我的性格以及其他条件都不适宜从政当“官”，勉力去做，对工作、对自己都不一定合适。但对搞建筑创作，我却满怀信心，因此，实事求是，拒绝诱惑，坚持走自己应该走的路，这是我在经历了几十年风雨后的感悟，对于自己的选择，我不能要求每一个人的理解，但我想，时间和实践总是会使一切慢慢清楚起来的。
（十二）
辞去院长职务后，1992年7月我应华艺公司之邀去香港工作。去香港的原意是双方合作开拓国外市场，但从1992年下半年起，国内建设形势转入高潮，华艺公司的力量完全集中于国内，在这种情况下，我在做了几个工程的方案后，手持还有几个月才到期的护照，于1993年2月返回了杭州。
应该说，去香港前，亦即在我辞去院长工作后的1992年以来，我已经能够把主要精力放在技术工作上。这期间，我所承担一项比较主要的，也是花去时间最多的任务是杭州铁路新客站。早在1991年，在我和杭州几个兄弟院领导的强烈要求下，举办了由铁道部第四设计院、浙江省建筑设计院和杭州市建筑设计院参加的设计竞赛，竞赛的结果，促成了方案联合设计组的成立，并由我担任设计总负责人。为了做好方案，联合设计组的同志集中在杭州郊区的一个铁路单位进行现场设计。天气寒冷，身体不适以及其他不便，都不能抵消因为可以集中精力进行创作而产生的好心情。特别是在60年代，我搞过三年多铁路旅客站研究，对于旅客站设计有一些想法，一直希望有一个实践的机会，杭州站的设计，使我多年的愿望成为可能。在现场三个月的工作中，我对设计中的问题进行反复、细致的思考，最近推出了立体组织流线的设计方案，并且在铁道部和省、市领导的支持下得以审査通过。应该说这个方案的推出和通过，表明了铁路客站设计观念的变化和更新，它的意义也许超过这个设计本身。遗憾的是由于资金等原因，设计修改频繁，直至今年方始开工建设。
基于对建筑学的理解，也基于对当前建筑设计工作范围过于褊狭的认识，我一直努力把我们的工作与规划、城市设计结合起来。这几年，除了在包头、绍兴等地做了一点工作外，比较有成效的是1993年与杭州市规划院合作完成的杭州铁路新客站地区的详细规划。尽管该地区所要求的开发强度很大，规划上有相当难度，但通过对建设规模、交通组织、市政设施配套以及城市景观的研究，提出并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一些比较突出的矛盾，这不仅有利于城市的开发和建设，而且对包括新客站在内的我们所承担的这个区域内几个项目的设计，也有很重要的指导意义。
环境与建筑的整体设计，是这些年来我们所面临的又一个重要课题，特别是在杭州，保护西湖景观与很高的开发强度之间所产生的尖锐矛盾往往给我们带来极大的困难，几乎每一个工程的方案都要经过反复多次的推敲和修改，同时还要借助工作模型、电脑合成以至电脑动画生成等手段对建筑与环境的关系进行评价和调整。在这种条件下，完成了解百商城、浙江联谊中心、乐阳大厦等工程。如果从“纯建筑”的观点看，这些项目的设计都有不少“遗憾”，但建筑学所具有的综合性，特别是近些年来日益凸显的商品属性，使我们不得不从一个新的角度来看待这些“遗憾”了。
这几年，我们还加强了设计的观念以及建筑空间和形式等方面的探索，我给我们作品的定位是“现代的、中国的”。除了上述工程外，上海银舟大《[、浙金广场、联合国小水电中心、江干区人民政府以及海南商业广场和元华广场方案等，都反映了我们在这方面的努力。
1992年以后，我承担的项目较多，四五年内承担项目的数量几乎相当于前30年的一半，这除了大环境的改观、我的时间和精力也比较集中以外，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得力于一个很好的创作集体，1992年经院领导同意，组建了建筑研究所。研究所是一个具有良好敬业精神和开拓精神的集体，所内既包括有经验的老同志，更多的是一些朝气蓬勃的年轻人，他们在工作上、创业上给了我很多支持和帮助，没有他们，没有这种构成合理、运作灵活的创作机制，要完成并且做好这么多的项目是不可能的。
（十三）
从事建筑设计工作已经40多年了，我也已到了退休的年龄，但就创作心态而言，我感觉自己正处在一个活跃时期，对于我，这是一个现实的且有嘲讽意味的矛盾。年已80的美国建筑师菲利浦·约翰逊可以称自己正处于事业的中期，并声言要工作到100岁，而国情和体制却使我无法说出这样的豪言壮语。但是，几十年的蹉跎，不仅使我对今天的创作环境十分珍惜，一个中国建筑师的自信心和责任感也激发了我一种信念:不论有什么困难，我一定会采取一命可能的方式，把我的创作生涯继续下去，直到我不能工作的时候为止。
人生路漫漫，俯视蜿蜒曲折的来路，我的心情是平静的。我很高兴能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对自己的创作生涯作一个简短的回顾。说实在的，岁月匆匆，步履匆匆，很少有时间审视过去的足迹，做一个这样的自述。
有人说“往事莫提起，提起泪满江河”，有人说“过去的一切将变成亲切的怀念”，这都是文人的心态。作为一个造屋者，抹去不平的意气，丢掉无谓的傲慢，走出残留的阴影，回首往事，映人我眼帘的，只有一张张图纸，一个个模型，一座座建筑，这是最现实的，最可欣慰的。